这段时间，因为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播出，中国台湾省的#Metoo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从政坛、文学界到娱乐圈，无一幸免，昔日受害者纷纷勇敢发声，声援彼此，揭开性侵与性骚扰的黑箱一角。

  之所以标题要用美国的上野千鹤子这一类比，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探索今天这位女主角的崇高的江湖地位，因为无论就年龄、资历还有历史成就，她都在上野千鹤子之上，她一生的经历和故事，比上野千鹤子更加奇特和跌宕，这就是美国最硬核的女性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年轻时她曾应聘“兔女郎”，去《花花公子》俱乐部卧底，揭露这些美艳女郎背后的心酸与被压榨；

  后来她又创办了美国第一本女性主义杂志，撰写了《如果男人有月经》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

  她曾表示对婚姻没有兴趣，但在66岁那年嫁给著名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父亲；

  如今，在常人早已安享晚年的年龄，她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女性发声，永不停歇……

  1934年，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格洛丽亚出生于俄亥俄州。在她的童年记忆里，他们一家四口（她有个姐姐）总是飘荡在路上，乘坐父亲那辆房车东游西逛。

  在美国房车族都是践行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人，都想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多的自由，经济能力通常也很有限，她的父亲没什么正经工作，全靠在旅行路上推销古董赚点小钱。而格洛丽亚的母亲，早在生孩子之前，就患上了精神类疾病，还对镇静剂药物上瘾。

  直到成年后，格洛丽亚才知道，母亲其实婚前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记者，但不知为何，她放弃了事业，走入婚姻，开始了一连串的动荡与不幸。

  一对看上去如此不相衬的夫妻，婚姻也没有坚持太久，格洛丽亚10岁时，父母离婚。父亲继续上路，年幼的格洛丽亚和母亲也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定居。

  当时的格洛丽亚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承担着照顾精神不稳定的母亲的责任，直到12岁才第一次上学，接受正规教育。

  高中毕业后，格洛丽亚考入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私立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这回，换姐姐来照顾母亲，她得以安心去读大学。

  作为一个被忽视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想要通过做一个有用的人来让自己会变得线岁的格洛丽亚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得到奖学金，作为亚洲研究院员前往印度移居两年，在此期间，她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千个印度》，后来这本书成为印度旅游局使用的旅行指南。

  1960年，格洛丽亚回到美国纽约，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兼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生涯。

  在印度的经历，让格洛丽亚对平民激进主义产生兴趣，她也希望能通过手中的笔做一个真正的记者，但在那个时代，女性获得理想的工作都是一种困难，更别提被男性主管掌控的新闻界了。

  尽管怀抱一腔热血，但格洛丽亚早期撰写的文章全都是所谓的“女性专题”，比如有关性感类的时尚生活类报道，就算她主动请缨，希望采访撰写政治类报道，也被男性编辑轻飘飘地拒绝。

  格洛丽亚逐渐将视角转向性别歧视，并终于在1962年的《Esquire》 杂志上刊登一篇关于揭露避孕药的报道文章。

  尽管一再被打压，格洛丽亚仍旧不甘心地寻找有意义、有话题的社会事件选题。

  在她的记者生涯中，最出名也最刺激的体验，就是1963年，她应聘成为“兔女郎”，卧底《花花公子》俱乐部，揭露兔女郎背后遭遇性别歧视和报酬极低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60年代，《花花公子》风头正盛，又正值性解放时期，创始人休·海夫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性革命解放宣言”的文章，文中甚至将《花花公子》杂志与前总统林肯解放黑奴进行比较。

  这番言论让身为记者的格洛丽亚很是不满，她也非常想知道在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是一种什么体验，为了撰写文章，她决定去应聘兔女郎，去那里卧底一个月。

  在《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兔女郎招聘广告中，条件很诱人：女孩每周可以赚200到300美元，这比普通的女服务员收入要高得多；不仅如此，兔女郎们还能够最终靠俱乐部这样的平台，获得与演艺界人士的迷人光环，待遇堪比明星。

  当时已经28岁的格洛丽亚，显然已经超出了兔女郎招聘广告中“21岁到24岁”的年龄要求，于是，她取了个假名“玛丽·凯瑟琳·奥克斯”，谎称自己24岁，进入《花花公子》总部大楼应聘。

  面试时，面试官一边叫格洛丽亚脱掉外套，一边嫌弃她的年纪（谎称的24岁）太老。

  格洛丽亚的四周，站满了穿着比基尼和高跟鞋的年轻女孩，她们必须要等待数个小时，挨个拍摄照片，格洛丽亚也试穿了兔女郎的衣服，但是太紧了，在拉后背的拉链时，她的肉甚至被卡住了。

  衣服很紧，也很短，格洛丽亚的一半都暴露在外。衣服的胸部也塞满了包括面巾纸、羊羔毛和袜子丝巾等各种填充物，以突显丰满高昂的双乳。

  面试成功，成为兔女郎后的格洛丽亚，依旧被要求严格保持身材，刚刚工作了几天，她就瘦了9斤，原本非常紧的衣服终于穿着舒服些了，但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驻场的裁缝又开始给她的衣服剪去一些布料，格洛丽亚又回到了原点，再次被迫忍受紧绷到极致的衣服。

  格洛丽亚在正式工作前，还接受了兔女郎的化妆教学、圣经学习、体态训练，等等。就算被色眯眯的男客人盯着看，她们也必须严格遵守兔女郎的台词和动作，必须用性感的姿势将饮料放到桌子上。

  女孩们被要求自己掏钱买高跟鞋，每天还必须上交2.5美元（按照通货膨胀来算，相当于如今的21美元）用于服装保养费用。

  头发、指甲或者妆容凌乱，各扣5分；迟到1分钟扣1分；不听领导指示扣15分；上班时吃东西或者嚼口香糖，第一次扣10分，第二次扣20分，第三次直接开除。每扣1分，要罚款2.5美元。

  如果兔女郎试图通过罢工来抗议，对不起，俱乐部不缺你一个，直接开除，换人。

  经历了一个月的卧底工作后，格洛丽亚在《Show》杂志上分两期刊登了自己的报道，一时间名声大噪。

  一个庞大的媒体商业帝国，居然被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面试时蒙混过关并揭露真相，恼羞成怒的《花花公子》甚至试图起诉她，并要求赔偿100万美元。

  1968年，格洛丽亚协助创办了《纽约》杂志，继续撰写专题文章和政治专栏。

  那年她为了报道女性堕胎问题，围观了一场倡导堕胎合法化的演讲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女性讲述自身生活的真相，在这场活动中，格洛丽亚也上台分享了自己22岁在国外堕胎的经历。

  自那之后，格洛丽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女性主义，并意识到，女性需要团结，需要集结，说出真相，才会迎来妇女解放革命。

  最开始它是作为《纽约》杂志的插页出现，到了1972年，正式成为独立、定期发行的女性杂志。

  第一期“预览版”的《女士》杂志，封面是一个长了8只手的女人，她的手上拿着平底锅、钟表、熨斗、电话机、打字机、笤帚、镜子和方向盘，肚里还有一个孩子，脚下还穿着高跟鞋，疲惫的脸上满是泪水。

  这幅看似夸张但很写实的封面插画，描绘出当时美国家庭主妇每天的日常，她们看似没有工作，但没有一刻是闲下来的，任何一个人都被迫成为多面手。

  从0到1，创办一本新杂志，自然充满了财务压力，格洛丽亚和伙伴们也很担心杂志卖不出去，毕竟在此之前，跟女性相关的杂志，几乎都跟家庭主妇的生活有关，而她们的新杂志第一期就充斥着尖锐话题，诸如要求废除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

  是的，在第一期《女士》杂志中，有整整两版页面，题目是《我们曾经堕过胎》，上面有53位名人女性的共同署名。

  这些名人女性包括：歌手朱迪·柯林斯、著名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作家苏珊·桑塔格、芭芭拉·W.塔奇曼和格洛丽亚本人，等等。

  这里有必要向大家粗略地介绍一下参与签名的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她是改变女子网坛的传奇人物。

  ▲ 1943年出生的比利·简·金是女子网坛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不仅由于她战绩优异，她还致力于缩减并消除网坛男女不平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1972年，她在网球大满贯之一的美网夺冠，奖金却比男子冠军少了一万五千美元，气愤难当的比利·简·金表示，如果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她将不会参加第二年的美网比赛。于是到了1973年，美网成为网球四大满贯中率先实现男女选手同工同酬的赛事。

  ▲ 比利·简·金的做法让一位男子网球运动员波比·里格斯不屑一顾，他认为女子比赛无法和男子比赛相提并论，并大男子主义地表示，即使是自己这种已经退役的55岁选手也能轻松击败现役顶级女子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接受了里格斯的挑战。1973年9月20日，在现场三万多名观众的目睹下，比利·简·金击败了直落三盘，轻松击败里格斯，赢得了这场后来被称为“性别之战”的特殊比赛。她后来表示：“如果我不能赢得比赛，我想女子比赛会倒退50年。这会毁灭女子网球比赛， 并且影响所有女性的自尊。

  ▲ 同年，比利·简·金创立了WTA（女子网球联合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在她多年来的不懈推动下，网球慢慢的变成了所有体育项目中最接近男女同工同酬的运动，且商业化价值最高，众多高水平的女子网球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奖金可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今年是WTA创立50周年，已经80岁的比利·简·金仍然活跃在一线，她也成为女子网坛最受崇敬的传奇人物之一。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杂志一经发行，8天内，30万份销售一空，并收到了26000份订阅订单和20000多封读者来信。

  我今年23岁，有两个女儿和一个令人困惑的丈夫，他不明白女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让我很生气。

  我第一次读到一本完全表达女性情感的出版物，而不是基于一些男性出版商的假设，即所有女性都喜欢阅读有关食谱、美容技巧、衣柜和娱乐的东西。

  随后，《女士》杂志的话题也逐渐从女性角度发散，从封面中表达自己的关注与态度。

  比如弃影从政的女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美国国会第一位黑人女议员雪莉·奇泽姆和女议员贝拉·阿布祖格。

  ▲ 这期封面的两位女性是美国国会第一位黑人女性雪莉·奇泽姆（右）和她的竞选伙伴。

  ▲ 《女士》杂志的其他封面也会着重彰显女性力量，或聚焦女性被迫平衡家庭与生活的压力。

  格洛丽亚也继续用笔来书写自己的态度，在1978年10月的《女士》杂志中，她撰写了著名文章《如果男人有月经》，堪称讽刺力满分的檄文，给大家摘录一部分：

  渴望验证自己进入成年期的男孩们，会借着宗教仪式以及男子聚会记录月经初到的这一天。

  街上的男人会发明俚语“他是个一次三片护垫男”，或者当伙伴赞扬道：“小子你看来好极了！”的时候，和对方互相击掌并这么回答：“是啊，老兄，我正在经期哪！”

  当然，男性知识分子将提供最具道德与逻辑性的辩论。少了这种能用来测量月球与行星周期的生物性天赋，一个女人怎会是精通任何的需要有时间、空间、数学应用感，或测量任何事物的能力的学科？在哲学和宗教的崇高领域，女人要如何在错失宇宙节奏的状态下，或者在缺乏每个月象征性的死亡和复活的状态下得到补偿？……（中间略）

  除了创办女性主义杂志外，后期的格洛丽亚也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组建中，她相继参与了工会妇女联盟、妇女反色情联盟与妇女媒体中心的创立。

  ▲ 1983年，格洛丽亚和著名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一同参加华盛顿的活动。玛雅·安吉洛的文学代表作是《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她在2011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 70年代，格洛丽亚与著名黑人女权运动活动家Florynce Kennedy一同参加活动。身为白人女性，格洛丽亚深知，在女权活动事业中，很多黑人女性的贡献被忽视了，这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歧视，所以她曾表示：没有白人女权主义，如果只有白人女权主义，那就不算女权主义。

  这句话似乎印证了人们对女权主义者的普遍印象：如果你搞女权，你就不能和男往甚至结婚生子，这样才可以保持所谓女性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不过呢，这句话其实并非出自格洛丽亚之口，最初是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伊琳娜·邓恩在1970年发明的“恶搞”。在2000年，格洛丽亚也在《时代》杂志上纠正了这句人们安在她身上的“名言”。

  尽管如此，格洛丽亚本身对婚姻制度的抗拒，以及多年来为女权主义与妇女解放事业所做的这一切，都大大加深了人们认为她是美国“最不可能结婚的女性”的印象。

  在66岁之前，她也确实一直未婚，但并不抗拒恋爱，她曾有数任绯闻对象与恋人。

  90年代，她又跟房地产商兼出版商莫特·祖克曼交往，虽然没结婚，但两人的生活俨然跟夫妻看上去没两样。

  当时50多岁的格洛丽亚也因为和莫特的这段恋情，遭到了媒体和舆论恶毒刻薄的攻击。

  其实，早在几年前，52岁的格洛丽亚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经过了好几年的肿瘤切除手术和化疗后，才幸运康复。

  格洛丽亚好不容易战胜癌症，却被人别有用心地说是想要高龄生子留住富豪男友。

  和莫特分手后，2000年，66岁的格洛丽亚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乡村里和59岁的英国企业家大卫·贝尔低调结婚。

  结婚仪式上，“丈夫”与“妻子”这两个名称被“伙伴”一词取代，婚后的格洛丽亚，也没有从夫姓。

  年轻时候的格洛丽亚拒绝婚姻的根本原因是，结婚的法律对于女性来说很糟糕，你得放弃诸如自己的姓氏、个人财产权和信用评级等诸如此类的很多公民权利。

  我没有改变，是婚姻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美国花了30年时间修改婚姻法。我希望这能证明女权主义者一直说的话：女权主义是关于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时期选择正确事情的能力。

  格洛丽亚和大卫·贝尔在一次慈善筹款活动中相识，一个是独自带大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是美国最著名的单身女郎，两人在高龄的结合实在令人好奇。

  大卫·贝尔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男孩后来成为好莱坞明星，那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

  ▲ 克里斯蒂安·贝尔以敬业著称，只要是角色需要，他能在极短时间内减肥或增肥，完全判若两人。

  “当他看到婴儿车或者背带里的孩子背对父母时，他会皱眉，因为觉得宝宝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大卫对那些因为孩子太小而没有自己生活的年轻女性怀有极大的同情心，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看法，也是大多数男人缺乏的品质。”

  大卫·贝尔在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62岁。丈夫去世后，格洛丽亚仍旧保持单身，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同是本国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如果把美国的格洛丽亚和日本的上野千鹤子作比较的话，还真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因为父母的原因，格洛丽亚自小没接受过传统教育，12岁才第一次上学读书，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清苦，还得照顾患精神疾病的母亲。

  而她的父亲之后很久都跟她们没有联系，直到64岁那年出车祸，让医生给女儿格洛丽亚打电话，但当时格洛丽亚没有接到电话，等到她几天后赶往医院时，父亲已经去世。

  正如她自己所说，被忽视的童年、生活的虚无与艰辛，让她走上了后来的道路，渴望做一个有用的人来感受真实。

  而上野千鹤子的童年就非常东亚风格了，重男轻女的父亲不希望女儿读多么好的学校，只要以后乖乖当一个好主妇就够了，为了逃离窒息的家庭，上野千鹤子拼命考上了离家很远的京都大学。

  在格洛丽亚所处的美国上世纪的70年代，和上野千鹤子所处的日本上世纪80年代，纸质出版物无疑是传播力最广的媒介载体。格洛丽亚和志同道合的女权组织伙伴们耗费金钱与精力出版《女士》杂志。

  而在性别歧视更严重的日本社会，单枪匹马的上野千鹤子选择只身一人著书，她一个人写了一百多本书，而且一直从不间断。

  人们往往误解女性主义者一定是“讨厌男人甚至恨男人的”，所以如果她们结婚，就是背叛女性主义。

  格洛丽亚与大卫·贝尔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欣赏，也是格洛丽亚认为美国婚姻制度有了改善后，自己愿意实验的一次尝试。

  而上野千鹤子那场著名的“15个小时的婚姻”，与其说是结婚，更是为对抗繁琐的日本社会家庭主义至上的思想对老年独居弱者的不公，说白了就是帮老友安稳步入临终期的帮助。

  格洛丽亚今年89岁，上野千鹤子今年75岁，在常人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们仍在不停奔走、发声，上野千鹤子更是借着很多著作在中国出版的东风，登上了好几次热搜，成为人类热议的焦点。

  格洛丽亚曾说：我一直在用自己的火炬点燃其他人的火炬。因为“只有一个火炬”的想法是我们现状如此糟糕的部分原因。每个人都需要火炬。

  上野千鹤子更曾表示过：欢迎男性来阅读自己的作品，即使充满误解与恶意也没关系，愿意来读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说回格洛丽亚，作为一名始终战斗在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第一线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2015年，格洛丽亚的回忆录作品《我的在路上的生活》正式出版，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大力推荐，将其列入自己的读书俱乐部荐书之列。

  时尚圈也对她敞开大门，受邀参加Michael Kors大秀，和安娜·温图尔坐在一起看秀。

  ▲ 在2023年的《女士》基金会活动中，格洛丽亚为梅根颁发了“有远见女性奖”。

  从追求真相的记者到活跃的女性主义运动家，格洛丽亚投入了一生的精力，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传奇。

  50年前的《女士》杂志封面曾经痛陈电影中女性角色罕见如濒危动物，如今，获得美国无数人尊敬的格洛丽亚自己的人生故事，也被后人用影视作品记录并还原。

  ▲ 格洛丽亚的自传回忆录被改编为电影《格洛丽亚在路上》，由朱利安·摩尔主演。

  2020年的美剧《美国夫人》中，讲述了凯特·布兰切特饰演的上世纪70年代保守派Phyllis Schlafly，和以格洛丽亚为首的女性主义者对于“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政治战争，剧里大篇幅描绘了格洛丽亚的一生。

  面对历史悠远长久的父权体制与各类歧视，剧中的格洛丽亚依然强调女性团结的力量，无分年龄、种族、阶级。

  “女性可能是对手，但不会是我们最坏的对手。我们要互相学习，我们应该彼此。”

  这个严肃了一辈子的女权主义者，在被问到“当你年龄渐长时，你对未来有何展望”时，她的回答是：